燕赵文化是孕育在我国河北省的一种古老文化。是以“慷慨悲歌”为穗定标志的传统文化，一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。即便如今，燕赵文化依然以自己鲜明的特色，为河北乃至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，那么燕赵文化的传承又是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来瞧瞧吧。
燕赵文化简介：
燕赵文化是在燕国、赵国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，燕赵区域的划分应当以今黄河为它的南界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是燕赵区域的西界和北界。赵文化以胡服骑射为代表。赵文化后期一分为三，一部分入晋文化体系，一部分属邢文化脉络，另一部分则变种为邺文化。
燕赵文化，尽显民族风骚：
（1）革新精神：革新是社会文化发展进步的动力，是国强民富的基础。战国时赵武灵王为富国强兵，抗衡北方胡、狄与诸侯国之间的兼并，坚持实行“胡服骑射”的革新措施，即穿胡人的衣服，学习骑马射箭，改革车战为“胡服骑射”，但却遭到赵武灵王叔父公子成的反对。公子成认为，中国是圣贤教化、诗书礼乐和仁义道德实行的地方，是四方少数民族和他国向往效法的地方，而今君王穿胡人的服装，变革古人的教化，变易传统的大道，违逆人的思想，叛逆学术原则，背离中国传统。“胡服骑射”不应该实施。
赵武灵王回应说：“古今不同俗，何古之法，帝王不相袭，何理之循……观时而制法，因事而制礼，法度制令，各顺其宜；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。故礼世也不必一其道，便国不必法古。”社会是发展变化的，古今的风俗、礼法亦随之变化，当今应根据时势的实际情况制定法令和礼仪，法度政令，应唯变所适，衣服器械应便于使用，治世不必效法古道，终于使“胡服骑射”的改革得以实施。
纵观历史，任何革新变法，总会触犯既成制度礼仪、既得利益，因而遭遇反对、阻挠、破坏，唯有坚持不懈地革新，才有获得成功的希望。
（2）和乐精神：人总有所向往，有所理想，这是精神获得愉悦的一种度越需要。荀子，战国时赵国人（今邯郸）。他认为和乐能使精神获得提升，情操获得超拔，气质得到陶冶。譬如乐教，让人在性情的、美感的、快乐的享受中接受道德的教化。乐沟通了君臣上下、父子兄弟、乡里族长之间的情感，唤起了追祀祖先的情思，增强了宗法社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，使各阶层的人际在享受美妙的音乐中达到和敬、和亲、和顺的目标。
荀子认为，乐的推行，礼的修成，礼乐互济，相得益彰，尽管“乐合同，礼别异”。别异是社会等级差异的现实需要；合同是调和等级差异所产生的种种冲突。在承认差别和冲突中和乐、和谐其差别和冲突。“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。”既可以善民心，意志纯洁，又使礼义完备，德行高尚，移风易俗，和睦咸宁。仁义礼乐都以和为标准，其目标是一致的，以达到“美善相乐”的和乐境界。和才能有乐，善才能有乐，不和不善，便导致悲和恶。
董仲舒，西汉广川（今河北景县西南）人。他认为不管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生成的根据，还是最完美的道德，都以和为基础。“和者，天之正也，阴阳之平也，其气最良，物之所生也。诚择其和者，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。天地之道，虽有不和者，必归之于和。”
（3）包容精神：燕赵文化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，就其广义而言，有开“中医学之先河”的扁鹊，撰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，首创切脉诊断法；有法治主义的重势派慎到，认为有权势便可行法令，施权术；有名辩学派的代表人物公孙龙，主张“白马非马”和“离竖白”，自觉把概念作为研究对象，分析概念多重关系及其差异性，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；有西汉今文诗学“韩诗学”的开创者韩婴（约前200—前130年），撰有《韩诗外传》。除韩婴为燕人外，慎到、公孙龙、荀子都是赵邯郸人，可谓人才济济，各学咸集。
就狭义而言，燕赵学者在智能创构自己的哲学理论、概念结构中，以高度包容的胸襟，或游学各地，或博收广纳，或融会贯通，或钩深致远，独造思维体系。荀子生于赵，其政治、学术活动遍及齐、楚、秦、赵等国，吸收道、墨、名、法各家思想，丰富和发展了儒学。曹魏明帝曹睿诏刘劭作《都官考课》，以考核官吏，他海纳百川地融合儒、道、名、法诸家思想，撰《人物志》，以识辨人物才性，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，以为才性是人物本质的表征。他从人物才性的多角度、多层面综合分析了人物的性情，把平淡、无味与中和、中庸等儒道概念圆融无碍地和合起来，为清议、清谈提供坚实的才性基础，为魏晋玄谈做了铺垫。
（4）求是精神：“实事求是”一词广为流行，被奉为经典。其典出于《汉书·河间献王传》。河间献王刘德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。唐颜师古注：“务得事实，每求真是也。”实事若指客观存在的事物，便有其事物的现象层面、本质层面和虚拟层面等差异。如就感性所得客观存在事物的现象层面而言，有盲人摸象之见，有坐井观天之见，有身在此山中之见，有画蛇添足之举，并非其实事或事物的本真。“求是”就是求真，通过理性的探赜，体认事物的本质之真，获得对真理的认识，或在虚拟时空中求得对真理的认知。
“实事求是”由史称颜李学派的颜元发为实学。颜元认为，宋儒程朱“只教人明理”，而不能处事。只有尊重客观存在事物的本真，才能“求是”。无下着实功夫，不仅不能求是，反而流入虚空。
（5）忧患精神：燕赵思想家大都胸怀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担当，如慎到、公孙龙、荀子、董仲舒、孔颖达、邵雍、刘因、颜元、李塨等。
刘因（1249—1293年），容城人。他生活在南宋、金、元尖锐冲突、社会危机深重之际。元王朝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，“贱民命如草芥”。“保州屠城，惟匠者免。”尸积数十万，殆与城等；蠡州全城杀光，无噍类遗，使人毛骨悚然，强烈震撼刘因的身心。作为儒生的刘因，社会地位低下，却以兼济天下为自任，“胸中有石补青天”，终日忧民忧道，期盼人民安居乐业，儒学得以传承。“乱后疲民气未苏，荒烟破屋半榛芜。平生心事羲皇上，回首相看是画图。”面对现实的残破和残酷，仍存有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想望，尽管那是一幅空想的图画。
（6）创新精神：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繁荣、生生不息的生命线，如果创新窒息，学术文化就会衰微，以至消亡。燕赵诸子以其生命智慧、思想的智能创造，革故鼎新，富国强民，开出集儒、法、名、阴阳于一体的多元融合文化。
燕赵多元融合文化为其理论思维、礼法治理、伦理道德的创新开拓了广阔的天地。如有开中医学先河的扁鹊，名家“白马非马”论创发者公孙龙，与孔孟并称的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，开创古今文诗的毛亨、韩婴，首开“独尊儒术”的董仲舒，人才学开创者刘劭，随经析理、主编《五经正义》的孔颖达，发扬图书学派易学的邵雍，“元曲四大家”之首的关汉卿，北方理学家奉之为泰山北斗的孙奇逢，开创颜李学派的颜元、李塨，以及中国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张继等等。他们都立足于创新，而开出各领域的新生面。
